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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帅章:物质资本投资的同时,应加大人力资本投资
时间:2020-06-18       浏览量:96

   面对本轮新冠肺炎疫情以及国内外各种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需要同时重点进行人力资本方面的投资。

   “人力资本投资,在目前经济下行的情形下,可以起到刺激需求的作用,从需求侧稳定经济形势。”澳门十大正规游戏网址院长、经济与社会研究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冯帅章说。


   他表示,在短期内,人力资本的大规模投入可以带动就业,刺激需求;在长期内,也可以通过人力资本的提升,带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所以我建议,在‘铁公基’‘新基建’等物质资本投资的同时,也需要将加大人力资本的投资作为重要的政策选项加以考虑。”


   人力资本投资也可创造需求和就业

   广州日报:人力资本投资与物质资本投资有何相同与不同之处?

   冯帅章:人力资本投资和物质资本投资作为投资,其相似之处在于都是先进行投入,再获取收益。二者都需要考虑投资回报率。二者的差别在于,人力资本投资的对象是人,通俗来说,就是通过教育、培训等方式来提高人的生产力。

   因此,从投资刺激经济的角度来看,人力资本投资和其他物质资本投资一样,可以在短期内创造需求,从需求侧稳定经济形势。“铁公基”、“新基建”等物质资本投资项目需要修厂房、建铁路、修基站等,从而带动对于相应产业的需求。而人力资本投资同样能够通过短期对需求和消费的带动来刺激经济。比如,在城市中目前还存在比较严重的公立教育资源供给不足的情况,需要通过进一步新建更多学校的方式来解决这一问题。在新建学校的过程中,不仅可以因为校舍的修建带动建筑等行业,更为重要的是新学校对于教师的需求可以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个人和家庭在人力资本方面的投资作为家庭消费的一部分,也可以带动教育培训行业的发展。因此,短期内的投资,无论是物质资本还是人力资本,都可以起到提振需求的作用。而人力资本方面的投资其投入要素主要是人,因此对于就业的提升作用可能更为明显和直接。 


   人力资本投资与物质资本投资不是“取舍关系”

   广州日报:人力资本的投资和其他刺激手段相比,对经济的作用是相同的吗?

   冯帅章:相比较于物质资本的投资,人力资本的投资的回报期是比较长的。对于儿童在教育方面的投资,可能在十来年后等他们正式进入劳动力市场才能体现出回报。但是人力资本的收益率往往高于物质资本投资,“折旧率”低,其回报伴随着人的一生。人力资本的回报还体现在提升健康、和睦家庭、降低犯罪等非经济领域,且具有极强的正外部性。从长期来看,投资于人力资本应该是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政策选择。

   从短期来看,人力资本投资对需求端的刺激效果其实是立竿见影的,特别是考虑到现阶段的首要目标是稳就业。以新增学校为例,不管是校舍的开工修建,还是新老师及辅助员工的聘用,都可以马上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同时对经济产生乘数效应。一般来说,与第二产业相比,第三产业对就业的带动效果往往更好。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人力资本投资和物质资本投资并非是非此即彼的取舍关系。适当的物质资本投资,特别是新基建的投入,是完全有必要的。人力资本与物资资本也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如果人力资本水平不到位,过度的物质资本投资往往将带来低效率、低收益的浪费。我们需要防止的是重物质资本,轻人力资本投资的政策陷阱。

   广州日报:你认为人力资本投资主要是以政府决策和政策作为主导,还是以企业、个人为主导?

   冯帅章:我们这里谈论通过投资刺激经济,主要还是以政府为主。从实际情况来看,我国的教育投资主体也是政府。当然,在政府为主的基础上,我们也可以进一步放开民间渠道。民间对于教育和培训等产业的投资热情一直很大。对于民间投资,我们一方面是需要引导、加强监管,设定一定的规则,避免企业出现一些过度逐利的行为。另一方面,民办教育的存在满足了特定需求,对公办学校既是一个很好的补充,有可以形成一定程度的良性竞争。为民办教育机构搭建一个公平竞争的舞台,有助于我国教育水平的进一步提升和教育公平的实现。

   另一方面,个人和家庭主要是人力资本投资的需求端。中国的传统就是重视教育,所以对于教育有非常旺盛的需求。如果能进一步将这些需求激发出来,不管是短期还是长期都将对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非常正面的影响。

   广州日报:你一直以来都很关注留守儿童、流动儿童的教育问题,这是否也是人力资本投资的一个方面?

   冯帅章:当然。目前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的总量大概一亿。能否解决好这么一个庞大的群体的教育问题,事关整个国家人力资本的大局。对于城市的流动儿童来说,他们进入到公办学校仍然比较困难。这方面可能需要进一步破除制度障碍,通过在城市兴建更多的公办学校或扩充原有学校来解决,这就是人力资本投资。在农村,由于城镇化导致学生数量逐步变少,好的老师也不愿意留在农村,这也需要我们去加大投入,提高教师待遇。除此之外,相比义务教育阶段,目前国内在学前教育阶段的幼儿园很大比例都是民办的,且总体供给严重不足。这里就存在很多的投资机会,从建学校及硬件方面的投入,到老师的投入,都是很花钱的。

 

   “扩招”要确保数量和质量都跟上

   广州日报:今年围绕大学生就业问题,国家出台了不少政策,其中就有一种思路是“减存量”,通过研究生扩大招生、专升本,来推迟大学生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间。有人说,这是一种逃避就业困难现实的无奈选择,你怎么看这个说法?

   冯帅章:这个说法我不同意。在经济形势不太好的情况下,适度地推迟进入劳动力市场,进行更多的人力资本积累,不论是作为个人的选择,还是政府的政策,都是一种恰当的理性应对。

   我们以1999年开始的大学扩招为例,当时也是面临亚洲金融危机导致的经济困难的类似情况。由于大学扩招工作比较突然,当时可能的确面临着一些困难,但从长远来看,我认为总体而言大学扩招仍不失为一个正确的决策。

   首先,1999年开始持续到现在的大学扩招大幅提高新一代的受教育水平。目前我们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以及基本接近发达国家水平。这对于长期经济发展和国民素质的提高无疑将起到重要的支撑作用。其次,大学扩招通过对人力资本的提升,间接地也带动了企业的转型升级,也就是所谓的内生的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生产工艺和生产设备是要跟劳动力相匹配的,当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增加后,企业就有动力采用更加先进的生产技术,进行转型升级。

   回到目前的情况。社会对于研究生的需求还是非常旺盛,我觉得既然大家有这个需求,适当进行研究生扩招,进一步地提高我们整个国家的人力资本水平,并不是一件坏事,也谈不上是逃避现实。但需要注意的是,“扩招”过程中一定要保证培养质量。对于大学在扩招过程中面临的校舍、师资不足的情况,应该加以妥善解决。这也是人力资本投资中带来的需求和机会。

 

   对人力资本投资是“没有上限”的

   广州日报:现在有些发达国家经常会提到一个“人才过剩”的问题,博士的工资和基层公务员差不多,我们以后会不会也出现高等人才过剩的问题?

   冯帅章:其实在发达国家教育程度和收入的相关性也是很高的。也就是说,教育程度越高的人,其劳动力市场的收入平均也越高。另外,市场也具有自我调节调节的功能。如果过度教育带来的回报降低,大家的需求自然会相应下降。目前来讲,我们对人才的需求还是很大,并不存在所谓“人才过剩”的问题。而且从劳动力市场上看,1999年后的扩招也并没有带来很明显的大学生收入溢价降低的情况。这是因为当大学生供给增加后,对高技能的劳动需求也相应发生了变化,对大学生的需求也增加了。因此我们要动态地看待人才的供给和需求问题。

   另外,人力资本的内涵也不单单是受教育程度或者知识水平。如果考虑到认知和非认知两方面的内容,我们在主动学习能力、生理和心理健康、进取心、责任感、抗逆力等等方面进步的空间几乎是无限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优秀的人才越多越好,永远也不存在所谓的“人才过剩”。对于人力资本投资也就不存在上限。这也是人力资本投资与物资资本投资的重要区别,因为物质资本投资通常具有边际回报递减的问题。

 

   新就业形态未来要向“正规化”发展

   广州日报:我们看到,受疫情的影响,有些行业的如金融、旅游、餐饮等行业转型去做外卖骑手、直播博主等,应该如何看待这些变化?

   冯帅章:就业结构随着经济结构经济进行转变是难以避免的。当然这种调整对有些人也是比较痛苦的,短期可能涉及到很高的适应成本,甚至伴随收入的下降。长期来看,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直播博主这些所谓的新就业形态将会继续存在并进一步发展,不会是昙花一现的,因为这些就业形态跟技术进步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新就业形态和传统就业形态相比会有一些优势。比如说在时间安排上比较灵活,对于教育程度、年龄等方面的要求也比较灵活。有的新就业形态特别适应女性。而且总体来说新就业形态的工资收入水平不低。未来这些就业形态肯定会继续稳步发展的,而政府需要做的就是让这个过程更加顺畅。

   我觉得新就业形态未来要向更加“正规化”的方向发展,不能游离于法律监管体系之外。政府需要将与新就业形态相关的指标尽快纳入劳动力市场统计体系,逐步完善相应法律政策体系,建立针对新型灵活用工的劳动标准。另一方面,政府应加快改革与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使之适应新就业形态的发展,为不断壮大的灵活就业群体提供充分权益保障。对应我们谈的人力资本投资,政府在打造人力资源大国的过程中,应该有意识地使教育和技能培训体系适应新经济、新就业形态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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